因此，他又说：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

其主要特征是，以天为最高主宰，将孔子的儒学进一步宗教化。因此，他们都以孔颜之乐、吾与点也的天人合一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就毫不奇怪了。

每个时代的研究，都代表了每个时代的孔子观。而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儒家天人之学的最重要的问题，其影响既深且远。这些微言大义能够为万世立法，孔子是一位能为后世立法的圣王。他的学说既不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，也没有被后来的儒者所接受。中国要进步，就必须打倒以孔子为总根源的儒家文化。

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儒、道关系。但是，他们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孔子，而是必须经过重新解释，并且回答佛、道特别是佛教文化提出的各种问题，才能完成这项使命。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。

孔子进一步解释说：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这样的人格，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，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，能够藐视一切非仁非义之人和事。张仪是连横派的首领人物，曾游说六国连横以服从秦国。此二人的养勇方法，不知谁的方法更好，但是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这就是孟施舍的方法比较简约。

但是，就人格境界而言，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，是值得称道的。如果真的得志了，他还能这样说吗？何况，孟子也有过后车数十乘的享受。

孔子有知、仁、勇三达德之说，即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[1]。在孟子看来，体之充也之气，只有配上道和义，才能至大至刚。所谓可者，仅仅表示可以，并不是说已经很完备了。孟子的尚志，是以仁义为其内在根据的，这就是道德意志。

大者，没有内外界限之义。因为他居于仁，立于礼，行于义，这才是君子人格的内在动力、内在依据，他可以舍掉一切，却不能舍掉生命的内在依据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孟子更倾向于曾子。由此可见，孟子的不动心，虽有主次之分，却又主张从心志和勇气两方面同时进行修养。

这里所谓大人，是道德高尚之人，士是指社会职业和地位而言的，是士农工商之士，大人则是指境界而言的。这实际上是感性生命的理性化。

大人是大而化之的圣人，他只是端正自己而万物随之能够端正的人。[11]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二章。

如果达到这种境界，人就不是抽象的道德理性的化身，而是有血有肉、有胆有识、有情有义的大丈夫了。第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立人格。当然，气也能影响志，即所谓气壹则动志，但是，这种影响具有盲目性甚至消极作用，反而会使心志受到动摇。[5] 孟子对告子的不动心进行了评论，在评论的过程中，阐明了自己的主张。所谓心，是指心志或意志。这分明是说，道义和气并不是一个东西，但是却能够相配、配合。

其中的勇者不惧，就是讲君子的勇敢精神的。这与孟子的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是完全一致的，用自然一词来说明他的养气方法也是完全正确的。

君主召见，不等车马驾好就去见。孔子说他四十而不惑，孟子说他四十不动心，这是很有趣的对照。

刚者刚强勇敢之义，也就是勇气，但这所谓勇，已经不限于个人的勇力，而是一种无所畏惧、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。浩然之气也是气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它与体之充也之气具有同一性。

邪辞指邪僻不正之言，故知其所离，离者离开正道之义。将极端不利的外部环境转变成非常有利的条件，使意志变得坚强，这正是人格培养的最可贵之处。富贵不能使我淫乱，贫贱不能使我改变，威武不能使我屈服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。认为养之无益而舍弃不养，是不耘苗者也，即什么功夫也不用，这当然是不对的。

北宫黝的养勇方法是，身体受到伤害时，毫不退却，面不改色。因此，他先从礼开始讲起。

大丈夫精神有如下几个特征。这里有一个所谓古今的问题，似乎孟子不能跟上时代的生活步伐，不懂得享受生活，一味鼓吹古代的落后制度，要人们回到过去。

就气与志的关系而言，就不仅是志帅而气充的关系，而是融为一体，与其说，志之所在，气即至焉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养浩然之气呢？人何以能有浩然之气呢？孟子提出配义与道的方法。

浩然之气与体之充也之气，并不是毫无关系，但确实不能混为一谈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（朱熹注：‘矫，强貌）。他本人就是以这样的人物自命的。这就是一种担当，一种承诺，一种欲罢不能的大丈夫精神。

但这里所说的义，不只是仁义礼智之义，而是泛指义理、道义。在通常情况下，这两种意义及其用法是清楚的，但是，在孟子的思想中，浩然之气究竟指何种气？或者两种意义都有？如果两种意义都有，又是什么关系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
但是，孟子却说：是不难，告子先于我不动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指养气而言的，因此，所谓集义就集于气，持久地集下去，浩然之气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来。

因此，景春认为，像公孙衍、张仪这样的人，诚可谓大丈夫。[28]《孟子·离娄上》二十章。